邮递员（第一篇）
我念初中时，每天到学校比较早，门卫大爷喜欢看报，订了一堆报纸。于是，每天清晨总会见到邮递员出现在这里。
天还未亮的时候，邮递员就骑着单车赶来学校。一个装着报刊的油腻军绿色布包沉沉地垂在自行车后座，他每动一下把手，自行车就因后面的重量夸张地晃一下，仿佛可以左右车行进的方向。
冬天，他穿着军绿色的棉大衣，与装报纸的布包是同样的颜色，袖口腻了一圈黑亮的油光。他颤巍巍地下车，停好，双手扶一下车。伸手出来，一双红紫中带着棕灰的手，短粗，指甲短嵌进肉里，裂着白黄色的暗缝。邮递员将几种报刊从绑在自行车后座的邮袋里取出，将报纸卷成一个细筒，小心而迅速地塞到门卫的窗口里。门卫向他喊一声谢谢，他回应了一声又骑单车走了。
我常能见到他：五六十岁的样子，个头矮小，略显虚胖。他经常在车把上挂着几个包子当早餐。冬天的时候，装包子的塑料袋里结一层凝住的水珠，使我想到湿凉的包子，想到他红紫的手、有着白黄暗缝的指甲，指甲的黑边，那样抓起包子喂进嘴里。我并不是厌恶他，仅是怀着一股同情之心，一张纸擦擦也是好的！可他单手骑车吃着包子，背影摇晃，车也摇晃。随着越来越小的吱呀声，渐渐隐去在枯梧桐列队的小道上。
春天到了，他摘了帽子，我才真正看清他的脸，面包一样膨胀而虚胖的脸，与手一样的紫红色；眼睛细小，眯成一条缝，眼角的褶皱细细地成扇形排在太阳穴处。生活的艰辛在他脸上留下明显的痕迹，但我总会看到他与大爷说话时笑得皱成一团的眉眼，他对我也总是一脸笑眯眯的样子。
初三时，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见他了，换了个粗壮的中年妇女来送报。一日，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那中年妇女：“以前的那个邮递员怎么不来了？”中年妇女说，好像有什么病，前段时间治疗去了，也没治好。中年妇女轻声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才不到50的人。”我呆了呆，他太奔波了，也该歇歇了。
那位新邮递员跨上车走了。我仿佛又看见那笑眯眯的胖脸，那骑着晃晃悠悠的单车，挂着两大袋报纸的身影，车也晃，人也晃，渐渐地隐去在春日抽芽的梧桐列道的光影里。
邮递员（第二篇）
也许邮递员在人们心中地位是渺小的，有些人认为他们就是送报的工具，没有什么伟大之处。可我不这么认为。
我们家有个习惯，每天都要一份报纸，所以每天中午都能听见清脆的车铃声和沉稳的呼喊。这位邮递员可是邮递员中的精英，也是老手，每一次都是非常准时。他送报送了三十多年，如今早已是一位白发老人，脸上满是被岁月磨出的痕迹，可他依然健步如飞，他曾说过，自己送报能送一辈子。
一天下雨，我认为那位老人不会来了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位老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准时到达了。看着那双瘦如枯枝的手，看着那份未湿的报纸，我心中无比震惊。
也是在那个雨天后的第二天，中午并没有响起那熟悉车铃声，报纸也未送来。伴随着老人的迟到，我心中那份敬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连续三天，老人未来，车铃声也未响起过。我心中充满了对老人的抱怨和失望。
夕阳西下，鸟儿回巢，一切寂静。那消失了三天的车铃声又一次响起了，还是那位老人，可他的脸色没有之前的红润，有点苍白。那位老人比之前更瘦弱了许多。腿上也捆着白布。我惊讶道：＂老爷爷，您这几天怎么不来送报了？您的腿怎么呢？”老人慢慢答道：“那天下雨回家时不小心摔了一摔，把腿摔折了，又生了一场大病，所以这几天没来送报，实在对不起，我把这几天的报纸一起给你吧。”老人把包打开，翻找了几下，抽出了几张报纸，递给了我。老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在了回家的路上，我看着老人离去的背影，感觉老人无比的高大。
虽然现在我们家早已脱离报纸，都用起了电子产品来了解新闻。可我只要一看到报纸，就会想起那位老人。老人现在也因为年纪大了没有再送报，但我从老人身上感受到了一份信念，一份永远的信念，一份坚持，一份责任。
邮递员（第三篇）
在那个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，人与外界的沟通主要靠邮递员送信。
老陈去了一家工资还算高的邮局，他负责送信。每当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子时，老陈就必须起床。他每天都得背着沉重的大皮包，已经五十三岁的他白发苍苍，腰弯得快成一个桥洞了。腿脚也不灵活，走起路来十分僵硬。即使骑自行车也十分缓慢，样子很吃力。每到斜坡时，都得站着骑，使劲蹬才能骑上桥。送一封信至少要二十分钟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一直坚持着干好这份工作。
邮局里很多同事再也承受不住这艰辛的工作，而且许多年轻小伙子也说着不想上班的消极话。接二连三的骚乱在人群中弥漫。而老陈却仍坚定地说：“一定要上班！”这坚定执着的声音压倒了一片喧闹声。有几个同事疑惑不解：“你脑子进水了吧！想钱想疯了吧？”老陈见状，不得不道出原委。
原来，老陈有一天实在忍不住，把一封信拆开了，上面写着：亲爱的爸爸，你在外地已经快三年了，今年回不回来过年，我非常想你！祝你工作顺利！读了这封信，老陈心头一酸，从此更加卖力地干活了。
一封小小的信能够传递爱和思念，作为信使，老陈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幸福。